楊絳先生對翻譯所作比喻甚多，一曰翻譯好比“翻跟頭”，二曰翻譯好比“解連環(huán)套”，三曰翻譯好比“拼七巧板”，四曰譯者好比“仆人”。

“翻跟頭”是講翻譯的過程。由于漢語和西方語言的行文次序大相徑庭，翻譯的時候，只有“翻個大跟頭”，漢語譯文才會通順、流暢?！胺^”的技術(shù)一定要到家，稍不留意，就有可能“沒有翻成而栽倒在地，或是兩腳朝天，或是蹩了腳、拐了腿，站不穩(wěn)”。譯文中之所以出現(xiàn)這樣那樣的別扭表達，全都是因為“跟頭”沒翻好。而且“翻跟頭是個快動作”，將原文徹底讀懂，再仔細一想，然后一翻“跟頭”，地道的譯文便從筆下涓涓流出。

“解連環(huán)套”是講翻譯的方法。原文句子冗長，有“主句、分句、形容詞組、副詞組等等”，一眼望去，“好比九連環(huán)，一環(huán)扣一環(huán)”。但只要將這些“曲折繁復(fù)”的句子成分一一“解套”，便可以分出個子丑寅卯，接下來“把原句斷成幾句，重新組合”，一組通暢的漢語句子就出現(xiàn)了。

“拼七巧板”是講翻譯的技巧。原文有可能像正方形，有可能像長方形，也有可能像梯形，對這些不同的圖形，完全能以拼七巧板的方法來進行處理，如將正方形改拼成長方形，將長方形改拼成梯形。但有一個原則必須遵循，那就是在“重拼時不能減少一塊或增添一塊板”。

“仆人”是講譯者的身份。譯者不僅是仆人，而且是“一仆二主，同時伺候著兩個主人：一是原著，二是譯文的讀者。”眾所周知，仆人應(yīng)該百分之百地忠于主人；作為仆人的譯者，必須將原作的內(nèi)容、語氣、聲調(diào)、弦外之音等“照模照樣地向讀者表達”，“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釋或擅用自己的說法”。

正是基于這些精彩的比喻，楊絳先生譯出了廣受讀者好評的《小癩子》《堂吉訶德》《斐多》等作品。翻譯《斐多》的時候，楊絳先生已經(jīng)在人生道路上行走了八十八年，換言之，作為“忠實仆人”的楊先生在翻譯這門事業(yè)當中，無論是“翻跟頭”還是“解連環(huán)套”抑或是“拼七巧板”，都已經(jīng)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。2000年遼寧人民出版社推出楊先生的譯著《斐多》一萬冊后，旋即銷售一空，八個月后又加印了一萬冊。當時正在南昌奔波的我，在江西師范大學(xué)旁邊的書店搶購到一冊，成為幸運讀者。隨后，香港和臺灣相繼推出繁體字版；再后來，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推出漢英對照本。盡管如此，這本書依然是洛陽紙貴，供不應(yīng)求。

《斐多》一書上有這樣一句話：“我們活一輩子，應(yīng)該盡力修養(yǎng)道德，尋求智慧，因為將來的收獲是美的，希望是大的?！边@句話應(yīng)當是哲學(xué)家蘇格拉底的高見，無疑也是翻譯家楊絳的心聲。廣大譯者不妨以楊先生為楷模，遵從翻譯倫理，發(fā)揮翻譯智慧，從而開創(chuàng)翻譯事業(yè)的新天地。

（原標題：楊絳先生論翻譯）

來源：北京晚報 作者：鄭延國